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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州天河區詐騙罪刑事律師；網絡微信詐騙公司員工判刑嗎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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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違法行為被拘留后，直到法院開庭審判約4個月時間，家屬都不允許到看守所會見犯罪嫌疑人，家屬可委托律師到其羈押的看守所會見，拘留15天左右，口供還不固定，律師可到看守所告知其做口供時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項，律師了解案情及本人被捕后向公安機關供述了多少內容，可以根據案情的復雜程度及后期量刑結果，盡快幫其申請取保候審事宜，以免受牢獄之苦！

　　一、網絡詐騙罪辯護詞范本

　　尊敬的審判長、審判員：

　　受王某某近親屬委托并經王某某本人的同意，山東法杰律師事務所指派我擔任其一審辯護人，接受委托后，辯護人依法會見了被告人，詳細了閱讀了本案相關案卷材料，并且通過庭審，使我對本案有了更深入的認識。現依據相關案件事實及證據，發表如下辯護意見：

　　辯護人為被告人王某某作罪輕并應減輕的辯護；被告人王某某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從輕減輕處罰的情節，應當減輕處罰。

　　一、被告人王某某具有立功表現。事實依據：被告人王某某于2010年6月28日被公安機關抓獲后，如實全部供述自己與其他同案犯的犯罪經過，并提供另外兩被告人岑某某、黃某某的照片、真實姓名、手機號、住址及其他一切所知悉的信息資料，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將其他兩名被告人岑某某、黃某某抓獲，使案件及時得到偵破，使受害人鐘某的經濟損失得以及時挽回。根據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第五條及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》第五條之規定，被告人應該認定被告人王某某具有立功表現。

　　二、被告人王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作用較小，其行為不能單獨、直接地引起犯罪結果，是次要的輔助的實行行為，情節不嚴重。其次要作用的事實理由為：

　　1、犯罪介入上的次要作用。根據受害人鐘某的《詢問筆錄》及被告人王某某、黃某某、岑某某《訊問筆錄》：被告人岑某某與受害人鐘某于2010年1月至3月份一直聯系，并取得受害人鐘某的信任，被告人王某某與受害人鐘某之前并不認識，由于后來王某某與岑某某、黃某某認識后，在2010年4月份，岑某某告訴王某某、黃某某認識濟南市槐蔭區一個叫鐘某的女的，并說能騙到錢，讓王某某和黃某某配合進行詐騙。王某某是與岑某某、黃某某認識后才偶然卷入這次犯罪的，屬于是偶然犯，在介入上起次要作用。

　　2、犯罪行為上的輔助作用。犯罪行為上，根據受害人鐘某的《詢問筆錄》被告人王某某僅僅是打過兩次電話，并沒有一直與受害人聯系，而是由被告人岑某某一直與受害人聯系，并辦理的兩個銀行賬戶，通過短息及電話方式告知受害人先后四次匯款，受害人匯款后，該款項一直由岑某某和黃某某控制著，被告人王某某并無權掌握上述資金，因此在行為上起次要作用的。

　　３、分配贓款金額上的次要作用。

　　（1）分配辦法上的協商上看的次要性。從公安機關的起訴意見書中來看，三個人皆分得相同的6萬余元，實際上事實并非如此，王某某并未分得6萬元，因為取款的卡一直均在岑某某與黃某某手中，被告人王某某與其他兩被告人也不住在一起；也沒有與其他人在利益上進行過任何協商交流；

　　（2）分配辦法話語權上看的次要性。每次分錢都是岑某某或者黃某某提出來，在分配辦法上，被告人王某某顯然沒有話語權；另外從其所獲得的款項數額也可證明其作用輔助性。

　　依據：

　　（1）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》第31條規定、對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，應當充分考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，以及在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方面的不同，根據事實和證據能分清主從犯的，都應當認定主從犯。有多名主犯的，應在主犯中進一步區分出罪行最為嚴重者。對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，要進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，準確確定各被告人的罪責，以做到區別對待。

　　（2）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《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（試行）》實施細則第三條第10款．共同犯罪中有兩名以上主犯或者不宜區分主、從犯的，對于其中作用相對較小的，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％以下。

　　三、被告人王某某是初犯、偶犯；事實依據：王某某是第一次犯罪，未受過刑事處罰，應當認定為初犯。同時是受岑某某的影響而介入該案實施犯罪的，因而是偶犯。

　　依據：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》第19條、對于較輕犯罪的初犯、偶犯，應當綜合考慮其犯罪的動機、手段、情節、后果和犯罪時的主觀狀態，酌情予以從寬處罰。

　　四、被告人王某某當庭認罪并且認罪態度好；王某某積極主動交待了自己參與的全部行為，為了配合公安機關的偵辦，同時，王某某對自己的行為十分后悔，并寫有《認罪保證書》，保證不再犯罪，也多次向公安機關、公訴機關表示不再做違法違紀的事了。

　　依據：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》第23條、被告人案發后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，并認罪、悔罪的，依法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。

　　五、被告人王某某積極賠償受害人并取得受害人的諒解；2010年8月9日，王某某委托公安機關向受害人鐘某支付了83666元，在對比自己所獲得的款項上充分超額對受害人進行了賠償。取得了受害人的諒解，2010年8月30日，受害人鐘某出具諒解書，并“希望能對三人從輕處理，以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。”

　　依據：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》第23條、被告人案發后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，并認罪、悔罪的，依法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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