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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京師同文館的成立就與丁韙良（W. A. P. Martin，1827-1916年）的努力有密切的關系。還有1903年公理教士丁家立（Tenney.  Charles  Daniel，1857-1930年），在任北洋大學總教習期間，大量的引介了西方的科學思維模式。曾經擔任南京匯文書院院長的美以美會教士福開森就說過：“不應把興趣限制在我們（教會學）里面，我們必須解決整個教育更大的問題，只有這樣，我們的學校才能領導中國產生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。”①在一定程度上說，在教會學校的影響下，文學開始在三級教育組織中以世俗化、普及化的方針漸漸發生轉移。

    面對內憂外患的政治環境，日漸走向帝制滅亡的封建社會在教育領域卻呈現出了“新生”的特征。教會學校中存在的科學研究精神、現代教育理念和實用主義的價值追求，為文學教育指出了一條改革方向。但是，對于一個穩定的倫理型社會而言，外部信仰及理念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被完全接受的。保羅·科恩曾引用一位傳教士的話，說道“中國文人主要從儒家學到的溫文爾雅的外表下面，幾乎只是狡詐、愚昧、野蠻、粗野、傲慢和對任何外國事物的根深蒂固的仇恨。”

     科恩的理解是從他的角度出發，認為新教、天主教在經過歐洲大陸的啟蒙與戰火洗禮后，向晚清的封建秩序傳遞了一種進步的革命意識，不應該受到晚清知識分子和平民百姓的抵制與反抗。撇開科恩的政治立場，教會學校的存在，的確為封建社會開辟了一條思想啟蒙的途徑，為“現代文學教育”反封建，關注個體指出方向。雖然，這條路徑、這種方向具有啟發性，但它無法掩蓋文化侵略的本來面目。